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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真正让局势变得更加微妙的，是第二年四月的某一天。

    裴一泓拿着一份报纸走进办公室，脸色不太好看，把报纸放在桌上，手指点着头版那条消息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刘书记，您看这个。”

    刘国清放下手里的笔，拿起报纸扫了一眼。

    头版刊发了一篇署名文章，作者是老政委。

    文章的核心观点是批评当前某些重点工程建设中的“急功近利”倾向。

    文章篇幅不长，但措辞严厉，通篇没有点名任何人，但在座的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在敲打谁。

    刘国清把报纸放下，点了根烟，慢慢抽着。

    他在心里想，老政委这步子迈得比去年更大了。

    去年只是当面批评，今年直接登报了。这说明上面的风向比去年更紧了，老政委需要跟他做更彻底的切割，才能保住他刘国清在西南的位置。

    他把烟抽完，把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，对裴一泓说了一句：“知道了。正常工作，不要慌。”

    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刘国清进行了几次不显山不露水的回应。

    他让裴一泓在内部简报上发了篇短文，内容是某配套厂在攀钢建设中克服困难、保质保量完成阶段性任务的典型事迹，通篇不提攀钢整体进度。

    西南地区的行业报纸上也有文章提到“按照既定计划稳妥推进”的措辞，不激进，不冒进，也不退缩。

    这些回应都不直接，像是河水底下暗流涌动。

    1966年的夏天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。

    六月中旬，蓉市的天气已经热得像蒸笼。

    刘国清正在办公室看文件，裴一泓推门进来，脸色比平时白了几分，声音也紧了些：

    “刘书记，西南局来电话，说……说副主任被带走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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